教育分流可避免过度教育，降低社会资源的耗散!社会分工中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存，崇尚学历的大背景下，就业者的实际教育程度超过职业对应的标准教育程度便是过度教育，将导致收入惩罚且拖累行业发展。李晓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高考录取率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界限内上升时，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匹配状况;但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随高考录取率升高而增加.
63%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学习，且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6%，职教有提升空间。当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给学校下达升学率指标，以此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这就突出普高的地位，把中职教育人为地“分层”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政府一直强调的普职分流，在现实中，被自身制定的升学率指标，变异为普职分层.这种操作令人匪夷所思！既然要办中职教育，认为中职人才培养很重要，可为何又要歧视自己举办的教育，把同为自己举办教育分为三六九等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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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只要一地还存在升学率这样的考核、评价指标，就认定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教育发展职责，没有把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作为发展教育的首要责任，据此要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严肃追求地方政府的责任。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然而，我国各地家长都存在严重的教育焦虑，尤其在中考时，很多家长都抱怨我国初中毕业生有一半要进中职，上普高难，导致中考竞争激烈。
今年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后，与往年“状元”、高分生“满天飞”不同的是，教育部严禁宣传、炒作“状元”、高分生、高考升学率的禁令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实，即便仍有个别地区学校炒作“状元”、高考升学率，也在*一时间被追责、处理。有部分人对严禁宣传“状元”、高考升学率感到不理解：高考考出好成绩，这不是正能量吗？难道不值得宣传吗？这显然没有吃透精神！在笔者看来，严禁宣传、炒作“状元”、升学率，是为了扭转各地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既扭转基础教育学校办学的应试倾向，又真正履行教育职责，把职业教育办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
我国职业教育为何存在低人一等以及职业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的问题？就与各级政府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有关!简单来说，以重高率(被重点高中、示*性高中录取的人数比例)、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就是在矮化、贬低中职教育，告诉家长、考生，中职是低于普通高中的教育.以一本率、本科率评价高中学校办学，就是在矮化高职教育，甚至近年来还出现用升本率评价中职学校办学的情况，这也就引导中职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转以升学为导向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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